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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引領綠色新時代

中國環境與發展國際合作委員會專家學者共謀環境與發展大計

2018年11月06日作者:來源:中國環境網

  編者按

  11月2日,中國環境與發展國際合作委員會(以下簡稱國合會)2018年年會召開“綠色‘一帶一路’與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創新發展路徑 應對氣候變化”等8個主題論壇。本報今日刊發相關論壇綜述,以饗讀者。

  構建“一帶一路”綠色發展合作伙伴關系

  國合會“綠色‘一帶一路’與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分論壇就綠色“一帶一路”與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協同增效、綠色金融推動“一帶一路”綠色發展及構建“一帶一路”綠色發展國際合作伙伴關系等問題展開深入研討。

  “一帶一路”不僅是經濟繁榮之路,也是綠色發展之路。國合會研究項目組長,中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主任史育龍認為,“一帶一路”倡議與2030年可持續發展目標宗旨一致、理念相通、路徑相同,完全能夠加強對接、相互促進。5年來,共建“一帶一路”的實踐正在為世界各國落實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創造新的機遇,搭建起新的合作共贏平臺。

  當前,“一帶一路”沿線一些國家實現2030年可持續發展目標還面臨較大壓力,謀求經濟、社會、環境效益協調統一,實現聯動包容發展都面臨巨大的挑戰。

  國合會委員、南非環境部秘書長恩科巴認為,“一帶一路”對于非洲也是一個巨大的機遇。 “一帶一路”能夠通過建立大數據網絡平臺,讓各成員國家更好地減少或者減緩氣候變化帶來的一些負面影響。

  國合會特邀顧問、中亞區域環境中心執行主任阿布杜拉維在發言中表示,“一帶一路”為解決中亞環境與可持續發展面臨的挑戰提供了一個區域合作平臺,在這個平臺下,應該積極構建區域內政府、民間環保組織及公眾的合作機制;構建一系列可融資的環境框架,探索設立“一帶一路”綠色發展基金等強化綠色金融支持。

  同樣,“一帶一路”對綠色金融、氣候變化及低碳發展都是一個重大的利好。國合會委員、世界資源研究所斯蒂爾建議,要重點關注在氣候變化領域的綠色金融投資,將金融與綠色有機結合,以此來提升應對氣候變化的能力。國合會委員、中國光大國際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王天義建議,要采取多種方式支持對實現污染防治攻堅戰目標支撐作用強、生態環境效益顯著的PPP項目。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構建“一帶一路”綠色發展國際聯盟是構建綠色發展國際合作伙伴關系的重要平臺,沿線國家政府部門、國際組織和機構、企業、研究機構、非政府組織都可以作為綠色發展聯盟的合作伙伴。

  國合會委員、世界自然基金會總干事蘭博蒂尼表示,搭建伙伴關系是至關重要的,它能夠支持綠色“一帶一路”環境承諾的實現。在伙伴關系中,要鼓勵多方參與搭建包容的平臺,引入當地的公民社會。

  伙伴關系需要以共同的合作意愿為基礎,并致力于搭建政府、企業公眾等利益相關方的溝通橋梁。國合會特邀顧問、以色列環境保護部副司長科恩建議,加強知識和信息共享平臺,充分發揮“一帶一路”生態環保大數據服務平臺的作用,推動聯盟伙伴之間建立生態環保信息共享機制。

  創新發展路徑 應對氣候變化

  國合會年會的主題詞之一就是創新。應對氣候變化不僅需要發展模式創新,在體制、機制、管理、技術、資金等各個方面也要創新。國合會2018年年會主題論壇“創新發展路徑 應對氣候變化”分論壇圍繞低碳發展路徑和創新,氣候治理機制、體制的創新,以及應對氣候變化國際合作的創新進行了深入探討。

  中國氣候變化事務特別代表、國合會中方副主席、十二屆全國政協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副主任解振華表示,在應對氣候變化領域“創新是必須”。他建議,應當加大現有政策實施的力度,并在科技創新、碳市場、綠色金融、氣候立法與環境污染協同治理、南南合作,特別是“一帶一路”的南南合作當中,采取進一步措施,“確保百分之百地兌現中國對外宣布的應對氣候變化的承諾,爭取碳排放在2030年左右達峰,爭取盡早達到二氧化碳的排放峰值。”

  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署長阿奇姆·施泰納則認為,對處于轉型期的中國,創新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驅動力。施泰納指出,創新不僅僅是技術設備的創新,更是整體經濟的轉變,也是思維方式的創新。

  能源基金會北京辦事處總裁鄒驥認為,“脫碳”將會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推動力,中國政府會把“脫碳”“節能減排”的意愿變成市場的現實需求,同時也要做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他強調,一定要以一以貫之的路徑將短期目標、行動和中長期愿景結合起來,通過對交通、能源等結構的調整,實現空氣質量和溫室氣體排放的統一協調。

  創新是發展的動力,人類社會和經濟社會的發展由不斷的科技進步和創新驅動。清華大學氣候變化與可持續發展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任、清華大學原常務副校長何建坤表示,要在本世紀下半葉實現近零的排放,必須要有顛覆式的、突破性的創新技術發展。何建坤認為,機制的創新可能比技術的創新更為重要。經濟和減碳雙贏的路徑核心在于制度、機制、技術組合的創新。他建議,中國可以在很多方面和其他國家開展合作,共同推進應對氣候變化下的創新發展路徑。

  世界資源研究所執行副主席兼執行董事馬尼希·巴布納提出,建立綠色可持續的“一帶一路”。全球能源政策中心首席研究員、哥倫比亞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能源與環境專業聯合主任大衛·桑德羅也認為,中國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是一個不可或缺的國家。中國的模式是兼具減排和經濟發展,世界上很多國家都在從中國改革開放中尋求有用的經驗。中國推出的“一帶一路”倡議對應對氣候變化是一個非常有利的契機。他建議,針對這些政策需要建立追責和問責的機制,才有可能更好地促進“一帶一路”的發展。

  應制定全球生物多樣性保護框架

  《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十五屆締約方大會(COP15)將于2020年在北京召開,重點是制定生物多樣性保護戰略框架并確定2030年生物多樣性目標。2020后生物多樣性保護框架該如何制定?中國在其中將發揮怎樣的作用?與會專家進行了討論。

  2010年,《生物多樣性公約》第十次締約方大會通過了《2011年~2020年生物多樣性戰略計劃》,明確了全球生物多樣性保護的目標和任務。2020年是執行戰略計劃的重要一年。然而,從目前的情況來看,2010年設定的整體目標中大約有1/5的國家明確表示沒有實現目標。

  在這種背景下,討論如何構建2020后生物多樣性保護框架顯得更加重要。“必須從2020年甚至更早的時候再次認真考慮生物多樣性的問題。”世界自然基金會全球政策和倡導主任李琳表示,各個國家層面應聯合起來應對生物多樣性問題,將問題提升到國家首腦級別,激發多邊環境協定的凝聚力和協同效應。

  “除了政府之間的合作,還應該將企業、公眾、監管部門等所有利益相關方都納入進來,形成全社會積極參與的機制。”全球環境基金首席執行官兼主席石井菜穗子補充道。

  在討論過程中,2020年這個時間節點反復被提及,與會專家將其稱之為“超級年”,是聯合國成立75周年,也是《可持續發展目標》《巴黎協定》和《生物多樣性公約》等國際進程的關鍵時刻。同時,2020年還是中國向世界展示實現第一個百年目標即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重要時刻。

  在諸多共識中,中國在生物多樣性保護工作中的經驗和需要做出的貢獻也多次被嘉賓提及。

  “在制定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方面,中國政府有能力發揮引領作用,國合會也可以發揮積極作用。”德國生物多樣性研究所國家環境政治和科學政策專家蒂姆特表示。

  如嘉賓所言,從成為最早簽署《生物多樣性公約》國家之一到2020年即將舉辦生物多樣性公約的第十五次締約國大會,中國政府在生物多樣性保護的頂層設計、體制機制、法律法規、科學研究和國際合作等方面都做出了積極探索和努力。

  “中國也有很大機遇把這個事情做好,特別是如果中國能夠將經驗分享并告訴我們目前進展,這對整個工作有更大貢獻。” 石井菜穗子表示。

  “中國在生態文明思想指導下的自然保護頂層設計與規劃中具有比較先進的經驗,可以整合到保護目標設計中。如生態功能區規劃分為生態空間、生產空間和生活空間,體現了人類活動影響程度的梯度,適合在不同國土空間設定不同強度的保護目標。”國合會專題政策研究項目的政策建議報告中寫道。

  建言獻策 助力海洋生態環境保護

  海洋為大量的物種提供棲息地,生成供人類呼吸的大部分氧氣,養育數十億依海為生的人口,然而與此同時,海洋生態環境也面臨來自人類活動的巨大挑戰。

  國合會“海洋環境治理”分論壇聚焦海洋生物多樣性保護現狀與挑戰,就如何促進海洋持續發展,走人與海洋和諧之路等問題展開了深入探討。

  中國擁有多樣化的海洋和海岸生態系統,為漁業和海水養殖的可持續發展提供了基礎。然而隨著漁業和濱海養殖業的發展,海洋生態環境保護也面臨著各項挑戰。

  2017年中國海洋生態環境狀況公報顯示,2017年監測的河口、海灣、灘涂濕地、珊瑚礁、紅樹林和海草床等海洋生態系統中,4個海洋生態系統處于健康狀態,14個處于亞健康狀態,兩個處于不健康狀態。

  “不僅如此,在氣候變化與人類活動的雙重影響下,西沙珊瑚礁生態系統、海南東海岸珊瑚礁生態系統健康近年來也呈下降趨勢,由健康變為了亞健康。”國家海洋局國家海洋環境監測中心副主任王菊英說。

  “海洋對人類至關重要,對氣候條件的作用和影響也十分突出。然而過去一個時期,人類對海洋資源的過度開發對海洋環境已產生巨大影響,尤其是陸源污染和新興污染物不僅會造成海洋污染,也逐漸會對人類健康產生影響。”中國科學院院士、國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名譽所長蘇紀蘭說。

  對海洋生態環境造成破壞的陸源污染應怎樣防治?華東師范大學海洋塑料研究中心主任李道季對此表示,結合2010年塑料研究產量和漂浮塑料模型的研究,建議相關部門應制定專項規劃與實施方案,改善城市和鄉村垃圾分類回收管理,減少垃圾廢棄物總量,從源頭減少陸源污染。

  多位專家代表也針對海水養殖對海洋生態環境的影響,提出了加快制定相關海上漁場的污染排放細則、完善海水養殖的相關法律法規等建議,呼吁進一步保障海水養殖管理的可持續性。

  然而,海洋生態環境保護不僅僅需要政府的治理和管控,也需要多方配合,共同行動。

  “企業也應加強風險控制,加強船舶的減排規劃與管理,并關注模塊化運輸等帶來的運輸裝置和運輸形式的變化。”中遠海運特種運輸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蔡梅江說。

  在論壇中,清華大學中國綠色創新夏季學院學員武心依也作為特邀青年介紹了“海上減塑人計劃”,呼吁吸引漁民通過榮譽和物資激勵機制方式參與海上塑料垃圾治理的創新方案。

  “海洋生態環境保護也需加強國際交流與合作,加強海洋環境監測和環境修復,同時關注海洋酸化,關注海洋氣候變化對于地球生態系統的影響。”國合會委員、挪威極地研究政策主任溫特表示。

  綠色城鎮化需要創新驅動

  近年來,中國城鎮化程度不斷加深,但是一些城鎮發展還是按照傳統的工業化的方式推進。聯合國經濟和社會事務部研究預測,到2050年,中國約有新增城鎮人口2.55億,這2.55億人口如何實現城鎮化?現有城鎮化如何實現綠色轉型?與會代表開展了熱烈討論。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發展戰略和區域經濟研究部副部長張永生說:“我們需要跳出傳統工業時代思維和模式,重新定義城鎮化。”他認為,綠色城鎮化需要通過創新驅動,但是綠色城鎮化不同于工業時代以后建立起來的發展模式和城鎮化模式,如何來進行綠色轉型,這個背后實際上首先需要新的思維和理論創新。其次,綠色城鎮化對應綠色發展模式,如何循著綠色發展模式創新需要進一步探索。

  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原院長李曉江梳理了中國城市建設的可持續問題,李曉江說:“我們認為未來的發展導向,是在可持續發展觀念下怎樣建立更好的機制,怎樣實現全成本的評估體系,怎樣實現企業、社會和政府之間的互動,真正實現可持續發展。”

  勞倫斯—伯克利國家實驗室中國能源項目組教授林江則為與會嘉賓分享了一個具體的問題。他說:“根據全球專家估算,在2050年前退出制冷劑,所帶來二氧化碳減排相當于0.5℃。”鑒于中國目前是最大的空調生產國、消費國,他認為通過一個中長期的穩定政策,中國可以引領全球綠色制冷標準,使溫室氣體排放減少至少45億噸二氧化碳,中國和全球消費者可能節約多達4000多億美元。

  目前中國城鎮迅速發展,人口密度不斷增加。國合會中方首席顧問劉世錦說:“我們注意到城市建設和其他的建設有一個很重要的區別,一旦高樓大廈建成以后,想要推倒重來很難,成本太高,時間太長。”因此,做好城市規劃,對綠色城鎮化至關重要。

  機動車已經成為城市空氣污染的最大要素和主要二氧化碳排放源。國務院參事仇保興認為,機動車對中國影響巨大,目前機動車能耗占中國能耗的10%,是所有能耗中上升最快、最穩定的。他提出防止城市蔓延作為綠色城鎮化的最重要因素,同時關注公共交通導向的城市開發(TOD模式),發展共享單車等。

  城鎮化發展使得城市更加密集和飽和。世界資源研究所執行副主席巴布納認為,良好的城市密度能夠讓城市有更好的創新能力和經濟活力,能夠減少城市基礎設施成本。同時良好的城市密度,也要求對自然和環境有更好的保護。巴布納說:“我們要關注怎樣做好城市規劃,怎么樣規劃城市內管道去管理和防洪、防澇。我們要關注市場的重要性,最大化地利用創新能量和綠色能量,去實現協同、高效、理想的發展。”

  建設美麗中國要解決好環境問題

  “生態環境根本好轉,美麗中國目標基本實現”是中國政府確定的2035年執政目標,如何積極借鑒發達國家在歷史上與當前中國處于相同水平、發展階段的發展戰略和最佳實踐,助力實現美麗中國,不僅對中國具有迫切的現實意義,也對其他發展中國家有重要的借鑒意義,有助于各國攜手,共同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

  國合會委員、德國聯邦環保署署長克勞茨貝格爾認為,到2035年中國要實現綠色轉型的目標和生態環境的根本性改善,這既是中國政府的目標,也是全球生態和環境保護的重要目標。中國政府要通過適當的政策和路徑來實現這一目標。

  在全國生態環境保護大會上,環境保護的中長期規劃目標被提出來。國合會特邀顧問、原國務院三峽工程建設委員會辦公室副主任胡保林談到,綠色發展是構建高質量現代化經濟體系的必然要求,也是解決環境問題的根本之策。中國環境治理的核心也從減少污染排放總量轉向了改善環境質量。“過去這些年,中國在加快推進生態文明的頂層設計和制度體系建設方面做了很多工作。”

  克勞茨貝格爾提到,建設美麗中國,就要解決好目前的環境問題。在可持續化學品管理方面,“綠色轉型如果要想成功,就要科學地管理好化學品和廢棄物。” “除了要提高化學品的使用標準,還需要改革機制和制定相關政策。”

  “生態環境質量的改善和實現美麗中國的目標都要分階段進行。” 天津大學中國綠色發展研究院院長孫佑海表示,根據國務院“十三五”生態環境保護規劃,到2020年,要在大氣、水、土壤污染防治三大方面取得生態環境質量改善、污染物排放總量明顯降低和生態恢復的重大進展。

  “按區域、行業將美麗中國2035年的總體目標進行分解,將任務落實到具體的責任主體上。比如,精準地把握工業領域、交通領域、農業領域的環境影響因素 。” 國合會委員、交通運輸部總工程師周偉進一步提出了思路。

  會議除了探討在實現生態環境根本好轉過程中存在的環境問題,還討論了環境保護的體制和政策創新問題。

  “生態環境治理的重點應該從末端治理轉向源頭管控”,生態環境部環境與經濟政策研究中心環境戰略與理論研究部主任俞海表示,第一,要實現生態空間的分區管控,做好劃片工作,保持足夠的生態空間。第二,要促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調整經濟結構、產業結構、能源結構、投資結構和運輸結構。最后,要從消費端和需求側入手,推動綠色消費。

  “實現生產和消費的結構性變化,提高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的比例。”全國人大常委、中國科學院科技戰略咨詢研究院副院長王毅表示,環境保護工作要實現系統性、精細化、差別化的管理。

  在社會生活和消費領域推動綠色轉型

  當前,中國居民消費進入轉型升級階段,并逐漸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同時,不合理的消費結構和消費方式帶來的資源環境問題日益凸顯,消費對環境的影響越來越顯著。

  為解決這一問題,中國政府在綠色消費領域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并取得積極成效。目前,中國在經濟維度的綠色轉型發展較好,而社會維度相對滯后,如何在社會生活和消費領域推動綠色轉型是中國政府應關注和解決的重大問題。國合會“綠色消費與綠色轉型”分論壇的與會專家就這一問題進行了討論。

  目前,中國居民消費已經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之一,消費結構也發生了巨大變化,從溫飽型向小康型發展。而與此同時,過度型、消費型等不合理消費方式加劇了資源環境問題。因此,引導居民綠色消費、推動經濟社會綠色轉型刻不容緩。

  “中國政府應高度重視并緊緊抓住當前推進消費綠色轉型的歷史機遇期,把綠色消費作為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支撐點和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增長極,把推動綠色消費作為綠色轉型的重要內容,通過綠色消費改善環境治理的結構和治理體系,讓眾多消費者成為環境治理隊伍中的一支重要力量。”生態環境部環境發展中心主任任勇說。

  國合會委員、沃爾瑪公司高級副總裁兼首席可持續發展官麥克勞克林表示,綠色消費是一種全民性、系統性的改變,是全生命周期的改變,涉及農業、漁業、制造業、零售業等多個行業,這意味著需要解決社會和經濟領域的一系列問題,從而推動整個社會經濟的綠色發展。

  推進綠色消費,創新方式和手段必不可少。在討論中,專家們分享了國際國內關于綠色消費的創新做法,這些做法在推動綠色轉型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國合會委員、瑞典前副首相羅姆松對中國共享單車的綠色消費實踐給予肯定。她表示,瑞典在鼓勵公眾踐行綠色生活方式上做了很多努力,比如推廣綠色交通工具、教育學生不浪費食物等,通過這些方式讓每個人積極參與綠色消費。

  “美國環保協會做過一個調查,調查中有97%的公司高管都承認高新科技能夠幫助公司實現更好的環境保護目標和可持續經營的目標。”美國環保協會國際總裁茹冠潔表示,當前,全球迎來第四次環保主義浪潮,人工智能、區塊鏈等高科技將幫助人類解決環境保護問題,實現可持續發展。

  中美綠色基金董事長徐林認為,中國的綠色消費政策機制還需進一步完善,并提出了建議,包括建立良好的產權制度、價格機制、稅收激勵機制、綠色金融體系、排污權交易機制和綠色公益服務體系等。

  長江經濟帶發展離不開政策創新

  長江經濟帶在助力中國實現“生態文明”方面發揮日益重要的作用,為不同的流域管理思路開創先河。在國合會長江經濟帶綠色發展創新論壇上,與會代表以長江流域保護立法和政策體系創新為主線,就推動改革創新辦法展開討論。

  論壇上,多位與會專家表示,當前中國積極推動長江經濟帶走生態優先、綠色發展之路,將其建成全國性的綠色發展示范帶,意義非凡。

  “通過實地考察,我們認為長江經濟帶當前面臨的挑戰是多重性的,既需要協同合作,也需要全局觀念。當前沿江地區面臨四大挑戰——加強水環境保護、驅動產業綠色轉型、加速環境友好型交通改造和建立科學合理的政策框架。這些問題無論單獨來看還是綜合考量,都極具挑戰性。”亞洲開發銀行副行長格羅夫說。

  因此,縱觀整個長江經濟帶生態系統的綜合管理,仍需科學評估長江流域生態系統的綜合性。當前,長江經濟帶的農村地區經濟發展狀況差異性仍較大,并且在現階段,農村廢棄物的管理、水域微塑料污染等問題仍面臨不小挑戰。

  當前,針對長江流域空間布局不合理、交互關系不和諧、岸線開發不均衡,以及生態防控不到位等問題,加強法制創新已經刻不容緩。“通過加快立法來明確長江經濟帶生態保護的優先定位和生態環境質量,從而為周邊生態環境保護提供強有力的法制保障。目前,長江保護法已列入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規劃的一類項目,由全國人大環資委牽頭負責起草,調研工作正在進行,以確保生效后的長江保護法兼具針對性、實用性和可操作性。”全國人大環境與資源保護委員會委員程立峰表示。

  “在美國,1972年通過的《凈水法案》改善了很多河流水質。《凈水法案》非常支持政府與私營部門的創新合作,緩解相關企業對于環境的不利影響,形成經濟、環境和產業三贏的局面。”大自然保護協會首席執行官特瑟克說。

  長江經濟帶的綠色發展還離不開政策創新。當前階段,還應當加快長江生態環境保護制度創新和管理體制協同創新的步伐。

  “當前階段,探索可持續升級的發展路徑,首先需要從生產力、土地潛力、碳匯能力和社會合力多角度出發,改進和調整生態補償方式。所以,長江經濟帶應圍繞‘共’字做文章,形成‘政策保水、法治保水、一水共治、產業共謀、責任共擔’的綠色發展模式。”中國工程院院士、生態環境部環境規劃院院長王金南表示。

  會上外方代表提到,目前國外部分地區已開始使用衛星圖像來追蹤水流動態,從而減少生活及農業面源污水流入徑流。

  通過交流與討論,與會代表認為摸清長江經濟帶的經濟社會發展特征和區域差異、加快建立有效的約束機制、系統考慮長江流域的資源創新潛力,將有助于應對當前的挑戰,從而下好長江保護一盤棋。

  本版報道由本報記者郭薇 劉曉星 文雯 童克難 郭婷 呂望舒 魯昕 張倩,見習記者肖琪采寫,標題為編者所加


編輯:李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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